文章摘要：公司變更工作地點，員工不同意，勞動合同期間被辭退有賠償嗎?應該怎樣賠償?上海勞動糾紛律師通過實際案例解答。

　　【上海公司變更工作地點合同期間被辭退如何賠償】上海市律師通過一則相似案例分析回答。

　　【案件詳情】李某于2018年8月1日入職上海某全國連鎖酒店公司，任職分店店長。勞動合同期限至2020年7月31日止。勞動合同載明，李某的工作地點以實際分配為準，如因工作或崗位調整的需要，需要分配到其他地點工作的，李某須服從公司工作安排，完成工作任務。

　　李某2018年7月10日簽閱的公司《店長手冊》第三章第三項“異動”規定，公司會根據經營戰略發展方向對店長進行合理異動(調崗、調店)等安排，店長不得以個人意志為條件予以推脫或拒絕，必須服從公司的安排;第四章第二項“勞動紀律”中規定，一個月內連續或累計曠工三天或以上的視為嚴重違紀，按解除勞動合同關系處理。

　　李某入職后在上海參加崗位培訓，其后在上海市區域的分店工作。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7月7日期間李某在上海澳門路店跟班學習。公司于2019年7月8日發出店長異動通知郵件，通知李某前往鎮江金山公園店擔任店長，2019年7月11日到崗上班。同日，李某通過郵件告知公司，由于家庭原因需照料兩歲的小孩，無法異動外地工作，望能體恤并酌情安排留在上海市工作。

　　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答復李某已經是就近安排了，請盡快到達分店開展工作。雙方就李某工作崗位異動事宜未能協商一致，李某沒有按公司要求到崗上班。2019年7月27日，公司以李某在學習結束后拒不到崗上班屬曠工行為為由向李某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

　　雙方因勞動合同解除問題發生爭議。李某要求公司支付賠償金49636.32元，案件經過仲裁、一審、二審。

　　一審判決：作為連鎖企業，對店長進行調動屬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員工未按照公司的通知要求到崗上班屬曠工

　　一審法院認為，公司是一家經營連鎖酒店的企業，所經營管理的酒店分布在全國各地，各酒店由公司派駐的店長負責管理，因此店長“異動”，即對店長進行調崗、調店成為公司這類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

　　鑒于店長崗位的特殊性，公司的《店長手冊》和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均對店長“異動”作出了規定和約定，李某知曉并簽名確認，相關規定和合同條款沒有違反法律規定，法院認定為合法有效。

　　李某未按照公司的通知要求到崗上班，曠工三天以上，屬嚴重違紀，公司作出的解除勞動合同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公司無需向李某支付賠償金。

　　員工上訴：如果因企業經營性質特殊，就可以在全國范圍隨意調動，那么法律條款便是一紙空文

　　李某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中院提起上訴，要求公司支付賠償金49636.32元。上訴理由如下：

　　一、原審法院認為勞動合同以及員工手冊中對于公司可以隨意調整工作地點的約定有效缺乏依據，《勞動合同法》中規定勞動合同必備條款中有“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立法目的應是通過對工作地點的約定限制用人單位隨意調整工作地點，如果因企業經營性質特殊，約定工作地點為全國，就可以在全國范圍隨意調動，那么該法律條款便是一紙空文，因此該約定屬于無效的約定。

　　二、公司違反法律規定，調整李某的工作地點，李某拒絕接受，不屬于曠工，李某自入職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公司將李某調往江蘇省鎮江明顯超出合理的工作安排，屬于變更勞動合同，應當經雙方協商，李某不同意，公司單方面以曠工為由解除勞動關系。

　　二審判決：工作地點不僅是勞動者的工作場所，亦是勞動者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之依托，公司的用工自主權的行使應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上海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是公司對于李某的調崗行為是否合法、合理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用人單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的，勞動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根據雙方所簽訂的勞動合同，其中對于工作地點的約定為“以實際分配為準”，如因工作或崗位調整的需要，需要分配到其他地點工作的，李某須服從公司工作安排，完成工作任務。

　　本院認為，該條款在文義上缺乏特定性，屬于對工作地點約定極為寬泛的概括性條款，系用人單位所擬定的格式化條款。上述條款以及《店長手冊》所規定的“基于企業生產經營需要”之原則，出發點在于企業利益之考量，其強調勞動者必須服從，排除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對工作地點進行協商的權利，應屬無效，不能作為用人單位行使任意調崗權的依據。

　　用人單位作為用工主體，雖然擁有用工自主權，但是該權利并非用人單位絕對的單方權利，其行使應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以平衡企業經營自主權與勞動者合法權益。故在雙方對于調崗之約定過于寬泛之情況下，應對用人單位調崗之合理性進行考察。

　　工作地點不僅是勞動者的工作場所，亦是勞動者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之依托。雖然公司該類連鎖企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能以強調勞動者必須無條件服從等方式要求勞動者犧牲其合法權益去滿足企業的經營需求。因此，在調動工作地點時，應從適當性以及必要性之角度去衡量企業經營利益與造成勞動者的家庭以及社會關系不利變更之間的關系，兼顧雙方的利益而達到共贏。

　　本案中，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李某在入職公司以后，一直在上海地區工作生活多年，并在上海成家撫養幼兒，客觀而言李某難以不顧家庭生活和扶養幼兒的基本義務前往異地就職，而李某在調崗時亦將此情況告知公司。但是公司在上海地區尚有多家分店的情況下，將李某的工作地點從湖北上海市跨省調整到江蘇省鎮江市，且并未對此給予李某必要的協助或者利益補償，屬于對李某勞動權益的重大不利變更，超出合理范圍，故公司在未與李某對工作地點變更達成一致的情況下，以李某無法到指定地點工作為由解除其與李某的勞動合同，于法無據，應屬違法解除。

　　李某于218年8月1日入職公司，于2019年7月27日被公司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年限計算為4年，李某離職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為6204.54元，故公司應當支付李某賠償金49636.32元(6204.54元/月×4個月×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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