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當防衛領域，有兩個問題最有可能引起爭議。第一個涉及防衛的前提，即非法侵權的緊迫性。二是涉及防衛要件，即判斷防衛界限的標準。這個案例是這兩個方面的典型。深圳刑事律師來回答一下有關的情況。

　　雖然我國大多數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不法侵害作為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應當具有緊急性，但人們對緊急性的理解并不一致。因為刑法第20條并沒有像日本刑法第37條規定的那樣，明確將“緊急情況”列為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實際上是對正當防衛不成文的限制要件。這一要求的增加是否合理，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在這里，我們可以明確以下兩點:

　　即使侵權行為不對公民的健康和安全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也不得剝奪公民的辯護權。因為首先，任何非法侵害都是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侵犯，根據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和第五十一條規定的平等原則，受害公民沒有義務忍受非法加重。

　　因為《刑法典》第20條沒有將辯護的先決條件限于嚴重的非法侵權行為。因此，非法侵權的嚴重程度最多只能影響防衛限度的嚴重程度。在行為人享有辯護權的前提下，即使因辯護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而要求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也可以根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關于過度辯護的規定，享受“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寬大處理。

　　侵權行為是雙方發生糾紛所致，不足以否定正當防衛前提條件的存在。因為公民之間的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的正常現象；糾紛的提前存在，從來不意味著一方有權利侵害另一方，更不意味著被侵害方失去了反擊的權利。本案中，被告曾卓榮此前因追尾造成交通事故，甚至涉嫌逃避民事責任，故對雙方的沖突負有責任。但糾紛發生后，陳、葉興福、楊倫基等人并無正在實施的違法侵權行為。

　　他們可以用更克制的方式理性處理與曾卓榮的糾紛，比如暫扣曾卓榮，打電話給交警。因此，曾卓榮引發事故和糾紛，并不是對方對其采取暴力攻擊的理由。既然可以認定被害人一方的毆打行為是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就應當肯定被告人有采取反擊措施的權利。

　　綜上，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忽視了曾卓榮的傷害自己行為所具有的反抗不法分子侵害的屬性，將陳建侶、葉幸福、楊倫記等人的毆打學生僅僅學習看作是純粹“被害人有過錯”的情節，在定性上存在一些錯誤。二審法院需要通過我們肯定防衛作為前提的存在問題認定被告人享有防衛權，是正確的。

　　在辯護時效問題上，受傳統基本適應理論的影響，我國的司法實踐長期以來存在著結果單一的傾向。也就是說，一旦發現防衛行為的性質和強度以及造成的損害的結果比非法侵略行為的性質和強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損害的結果更為重要，就傾向于得出防衛行為過度的結論。

　　為了在實踐中糾正這種偏差，1997年《刑法典》的立法者對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作了重大修改，其中一項是進一步放寬防衛限制的標準(《刑法典》第20條第2款) ，第二項是增加了特別防衛權的規定(《刑法典》第20條第3款)。

　　因此，當涉及辯護的案件造成被害人重傷或死亡時，首先應當審查該行為是否確立了特殊的辯護權，如果沒有確立，則應當根據基本的辯護限額標準進行判斷。考慮一下這個案例:

　　首先，被害人陳、葉興福、楊倫吉等人雖有毆打行為，但在曾卓榮拔刀刺向其時，這種毆打行為尚未升級為嚴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與 "殺人、搶劫、強奸、綁架 "相提并論。因此，《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特殊防衛權不能直接適用于本案。

　　其次，《刑法》第20條第2款對于防衛過當設置了兩個要件，一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二是“造成重大損害”。只有在防衛手段顯著逾越必要限度的情況下，重大損害才能成為防衛過當的依據。

　　反之，如果防衛手段并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則即便出現了不法侵害人重傷、死亡的結果，也不能認定為防衛過當。就本案來說：曾卓榮動用刀具防衛，這是適當的。在認定防衛限度時，不能孤立地對雙方防衛手段的強度和危險性進行對比，還必須從整體上考察雙方的實力對比關系，人數的多寡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

　　深圳刑事律師認為，從表面上來看，對方只是赤手空拳地實施毆打，而被告人卻持刀捅刺，雙方防衛手段的強度似乎并不均衡。但需要注意的是，曾卓榮身材矮小，而且是以一人抵擋三人，無論是在體力還是人數上均處于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