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長寧律師咨詢看到從東京奧運會期間辱罵楊倩、王璐瑤，到北京冬奧會期間攻擊谷愛凌、蘇翊鳴；從造謠杭州女子取快遞出軌，到逼迫尋親男孩劉學州自殺……近年來，網暴者攻擊的對象范圍之廣、所造成的后果之嚴重，觸目驚心。

　　因為網絡暴力，顧魏的職業生涯險些被葬送。在《余生，請多指教》的最新劇集中，肖戰飾演的外科醫生顧魏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家屬未到場時走醫院程序為病人手術。盡管手術取得成功，但病人家屬并不領情，認為這是一場醫療事故，不僅惡意投訴了顧魏，還將他的照片發到網上實施網暴。一時間，批評和謾罵的聲音充斥了評論區，騷擾短信和電話不斷轟炸顧魏的手機。

　　要用什么樣的懲治手段，才能震懾住“鍵盤俠”？

　　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業內專家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建議，在加大嚴打力度的同時，通過進一步完善相關立法、加大平臺責任等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懲治機制，讓“按鍵傷人”的網暴者再不敢如此肆無忌憚。
 

　　累計清理相關有害信息87.9萬條

　　2018年8月，四川德陽一名女醫生自殺；2022年1月，尋親男孩劉學州自殺……近年來，網絡暴力、網絡欺凌不斷引發悲劇。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主任上海長寧律師咨詢認為，網絡暴力在極短時間內即可造成嚴重后果且不可控，輕則侵犯公民隱私權、名譽權，重則傷及人命，甚至出現損害政府公信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嚴重后果。

　　“網絡暴力突破了道德底線，往往伴隨著侵權行為和違法犯罪行為，有的通過侮辱誹謗、威脅恐嚇等形式，輸出語言暴力；有的利用人肉搜索等手段泄露個人隱私、個人信息；有的打著伸張正義的旗號，對他人騷擾嘲諷，實施道德綁架。網絡暴力不僅侵害他人的尊嚴、名譽和隱私，也嚴重污染了社會風氣，所以我們的態度是要堅決打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絡綜合治理局局長張擁軍說。

　　在國新辦近日舉行的2022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上，張擁軍介紹說，2022年以來，累計清理相關有害信息87.9萬條，處置違法違規賬號4.1萬余個。
 

　　呈現組織化產業化規模化現象

　　網絡暴力、網絡欺凌，已經成為當前網絡上非常突出的一個問題。

　　“近年來，隨著社會轉型加劇、社會心態嬗變以及資本惡性競爭手段升級，網絡暴力亂象頻生，屢有制造輿情激化矛盾，引發惡性社會事件，并伴隨著明顯的不當利益訴求。”全國人大代表、北京乾坤（烏魯木齊）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法蒂瑪說。

　　法蒂瑪直言，不同于早期發泄情緒為主的網絡暴力，升級后的網絡暴力呈現出組織化、產業化、規模化現象。

　　法蒂瑪注意到，近年來，網絡暴力的輿論暴發契機，已經從偶發性社會事件日漸向精心挑選對象、日期和話題轉移，呈現明顯人為操縱的跡象。網暴者利用社交平臺和短視頻流媒體推送機制多管齊下，炮制圖、文、視頻、彈幕病毒式傳播不法信息。他們的暴力手段和損害后果也隨之升級，從網絡空間的造謠誹謗到現實生活的人身威脅，從精神損害到迫使他人自殘、輕生或“社會性死亡”。

　　“很多網絡暴力背后都有黑公關的身影，甚至形成了專門的黑色產業鏈。這類黑公關掌握著大量的未實名注冊的手機“黑卡”、各類平臺僵尸號，在網絡上利用水軍、僵尸賬號，采用機器人、群控等方式，短時間炒作同一話題，發布同質化言論，對輿論進行惡意引導，對網絡暴力言論進行惡意傳播，造成當事人權益的嚴重損害。”法蒂瑪說。
 

　　多種原因致網絡暴力容易反彈

　　盡管相關部門對于網絡暴力始終保持高壓嚴打態勢，但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治。

　　容易反彈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網絡的匿名性和“法不責眾”的心理，讓一些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批評甚至辱罵。

　　“事實上，互聯網是有痕跡的。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實施網絡暴力的大V和網民以尋釁滋事罪被定罪處罰的不在少數，只是有些未引起輿論廣泛關注。‘法不責眾’其實是一種錯覺，只是在具體案件中，受限于受害者的法律意識和固定證據的能力，有時并不能對每一個施暴者予以制裁。”朱巍說。

　　一些媒體和平臺的社會責任感缺失，也會為網絡暴力推波助瀾。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學坤認為，一些媒體和平臺為了流量利益而追求“眼球效應”，為了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社會責任，恣意發表不實報道或者片面報道；網絡平臺的審查不嚴格，任由未經核實的自媒體言論發表。

　　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是網絡暴力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上海長寧律師咨詢指出，現行誹謗罪和侮辱罪均適用“告訴才處理”原則，盡管“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可尋求公訴救濟，但法律設定了較高公訴門檻，且受當事人舉證難、警力有限及對法律理解存在局限性等制約，自訴轉公訴現實難度大。受害人自訴維權面臨高昂取證成本，且網暴言論傳播快、牽涉人員多，網絡“黑產”背后利益鏈條繁雜、隱蔽性強，多數人因此無奈放棄維權。

　　相關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也被認為是網絡暴力治理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李東生認為，當前，我國針對網絡暴力的相關法律規定散見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規范中。這些法律法規較為分散，適用性、銜接性不強，由此造成了網絡暴力被害人取證困難、求助無門的困境，以及平臺主體責任缺位等問題。
 

　　可建立網絡暴力黑名單數據庫

　　多位專家認為，懲治網絡暴力，需要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定。

　　上海長寧律師咨詢建議，在刑法中增設“網絡暴力罪”，從完善犯罪構成要件，明確立案、定罪和量刑標準，啟動公訴機制等方面入手，從而更好地懲治施暴者惡行、護公民合法權益、還網絡清朗空間。

　　李東生建議，完善打擊網絡暴力的相關司法解釋，針對打擊網絡暴力進行專項立法。同時，加大對網絡暴力責任主體的懲治力度。此外，要明確各監管部門職責權限，落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有效提升應對網絡暴力的效率。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毛洪濤提出，為應對十分復雜且日益嚴重的網絡暴力，建議出臺專門的反網絡暴力法，進一步明確網絡暴力違法行為的民事責任、治安處罰及刑事責任，并提高全社會反網絡暴力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觀念。

　　與此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并結合黑名單等機制加以懲治。

　　法蒂瑪建議，公安部門在清除黑公關的同時，對網絡賬號盜號、非法交易等黑色產業鏈，以及一些網絡平臺上內部勢力與不法勢力的勾結行為，要予以嚴厲打擊。并且要進一步深挖購買黑公關和水軍的企業和個人，從源頭上進行治理。同時，盡快建立網絡暴力黑名單數據庫，建立網絡違法犯罪信息通報機制，對有網暴“前科”的個體及組織登記在案，情節嚴重、屢教不改者列入失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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