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7年9月11日，被告人柳某驊與上海某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約定柳某驊任上海某公司土建項目經理一職，月工資1.3萬元，加班加點可安排調休或相應的工作報酬等內容。2018年8月8日，被告人柳某驊通過釘釘管理平臺向上海某公司人事主管陳某蕓提出離職申請，內容是2018年9月11日合同到期，不再續約。后因上海某公司未為其報銷油費而撤銷申請，并于8月13日向上海某公司發出書面申請，主要內容為勞動合同即將到期，請上海某公司明確是否與其續簽。8月15日，上海某公司向柳某驊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以柳某驊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公司造成重大損失為由與其解除勞動關系。柳某驊接到通知后即聯系陳某蕓，提出解除理由不實，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及加班費等費用，遭拒。柳某驊即開始陸續向相關部門舉報上海某公司未按規定繳納民工社保及其客戶公司在上海崇明區某項目（柳某驊任該項目土建經理）中存在違章搭建等問題。上海某公司董事長彰某艾從他人處得知柳某驊舉報之事后，安排陳某蕓約談柳某驊。陳某蕓于8月18日左右與柳某驊見面后，柳某驊提出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其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加班費等，商談未果。8月20日左右，彰某艾主動約柳某驊至其辦公室商談并私下錄音。
 

　　柳某驊表明上海某公司應向其支付解除合同賠償金、加班費、績效考核、高溫費、社保等費用及相關支付依據，而彰某艾對柳某驊提及的上述費用予以回避，直接向柳某驊提出撤回舉報需要多少錢，并表明如柳某驊撤回對客戶公司違章搭建的舉報，支付其6.5萬元，撤回對上海某公司社保事宜的舉報，支付其7萬元，共計13.5萬元。同年8月27日左右，彰某艾再次主動約談柳某驊并私下錄音，要求柳某驊就13.5萬元出具承諾書。柳某驊手寫一份后，彰某艾對付款事由提出異議，要求柳某驊在上海某公司打印好承諾書上簽名，內容如下：本人柳某驊承諾在收到支付人支付的人民幣￥135000元（大寫：壹拾叁萬伍仟元整）后，于一天內至相關部門撤銷對某項目的投訴。本人離職補償及未結算工資及各項報銷由上海某公司按實結算并于撤銷投訴后一天內結清。結清涉及離職的全部費用后，于一天內至相關部門撤銷對上海某公司的投訴”。柳某驊按彰某艾要求在劃杠處填寫金額并簽名后對打印內容提出異議，并當場撕毀承諾書離去。因幾次商談不成，柳某驊開始著手準備勞動仲裁的申請材料。9月11日，彰某艾以柳某驊敲詐上海某公司巨額錢款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魯匯派出所報案。9月17日，柳某驊向上海市浦東新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仲裁申請，要求上海某公司向其賠償加班費、高溫費、年假費、單方解除合同補償金及被扣工資等，列明了各項賠償金額，總計143022元，并提供了勞動合同、考勤表、加班證明、社保中心告知書等證據。9月19日，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并向柳某驊送達了上海某公司的答辯狀及證據等材料。9月20日，柳某驊接陳某蕓通知至上海某公司領退工單，彰某艾又主動提出可以先支付一部分錢款給柳某驊，并經與柳某驊協商確定金額后以公司轉賬的方式向柳某驊支付了3萬元。同時上海某公司打印好收款事由等內容后由柳某驊在收據上簽名，內容如下：今收到上海某公司金額（大寫）叁萬。收款事由：撤銷對上海某公司及其客戶公司投訴的費用。￥30000，收款人柳某驊。此次商談與付款過程也由上海某公司私下錄音。10月19日，公安機關將柳某驊抓獲。原定10月22日開庭的勞動爭議仲裁案因柳某驊被抓中止審理。
 

　　上海崇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柳某驊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理由不成立，應對柳某驊宣告無罪。針對被告人柳某驊的辯解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一、柳某驊的行為不具備敲詐勒索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特征。根據認定的證據，柳某驊與上海某公司之間確實存在勞動爭議糾紛，柳某驊在與上海某公司的商談中始終提出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解除合同賠償金、加班費、年假費等勞動爭議款項，且在商談失敗后即申請仲裁；柳某驊也未在勞動爭議款項之外另行向上海某公司索要撤回舉報的錢款，故柳某驊對于上海某公司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二、柳某驊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中以威脅、要挾手段，強索公私財物的客觀要件。首先，柳某驊的舉報行為不屬于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要挾手段，而是其爭取民事權利的一種方法，且事后證明其舉報內容屬實。其次，本案中柳某驊討要錢款不具有主動性，從商談金額到出具承諾書到支付3萬元，每次均系上海某公司主動，尤其是上海某公司已報案并由公安機關立案后仍主動要求先向柳某驊支付3萬元，完全不符合敲詐勒索案中被害人受脅迫、不得不為之的情形。故判決被告人柳某驊無罪。
 

　　一審宣判后，上海崇明區檢察院提出抗訴，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認為全案證據尚不足以支持抗訴理由，決定撤回抗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抗訴。
 

　　上海崇明刑事律師認為權利行使受到法律的積極保護，敲詐勒索則是刑法明確規定的罪名，二者本應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從早年的郭利天價索賠維權案，到近年的華為員工李洪元追索勞動報酬案，合理行使權利與敲詐勒索罪的界限似乎仍待厘清。猶如此前的敲詐勒索案件，審判實踐中對本案的處理亦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柳某驊以舉報公司存在違法行為為要挾，向公司勒索13.5萬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柳某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實施威脅、要挾手段，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應認定為無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柳某驊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敲詐勒索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威脅或者要挾的方式，強行索要較大數額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行為。其基本結構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施威脅——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對方（被害人）基于恐懼心理而處分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而正當的合理行使權利行為一般是在自身權益受侵害的情況下，以合法手段實施的維權行為。二者都可能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進而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對方遭受財產損失。區分二者的關鍵在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可以從行為人目的的合法性和手段的合法性兩方面予以考量。
 

　　一、行為的事實或權利依據：

　　合理行使權利應當以權利存在為前提，如果事實依據或權利基礎不存在，自然也就無權利可行使。在無權利基礎的情況下，行為人向他人索取財物，當然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同時又采取威脅或者要挾的方式強行索要財物，則構成敲詐勒索罪。如行為人知曉對方犯罪事實，以向司法機關舉報為要挾索取財物，成立敲詐勒索罪。
 

　　在存在相關事實或權利依據的前提下，行為人提出的索賠數額是否可以作為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據？有觀點認為，法律并沒有對索賠數額作限制，協商賠償數額本質上屬于民法范疇，應當遵循意思自治原則，因此索賠數額不應作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筆者贊同上述觀點。雖然行為人的索賠行為無論是以法律還是以相關事實為基礎，其索賠金額均存在相應的計算依據，具體金額可以大致預估，在此情況下行為人仍主張過高數額，并不能據此直接認定行為人對高出合理金額部分的數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索賠數額可以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個考量因素，但不應成為決定性因素。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結合個案事實具體認定，可以區分行為人行使權利的行為與意圖維護的基礎權利是否存在關聯性區別判斷。如行為人行使權利的行為與其意圖維護的權利之間具有關聯性，則不應認定行為人高額索賠的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使權利的行為可以看作是行為人最大化爭取自身民事權利的方法和手段。反之，如行為人提出高額索賠，其行使權利的行為與其意圖維護的權利之間缺乏關聯性，則應當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
 

　　具體到本案，柳某驊舉報上海某公司的起因是上海某公司以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等為由與其解除勞動合同，且討要賠償金等費用未果，其后又著手申請勞動仲裁，整個過程反映出柳某驊始終在與上海某公司商談勞動爭議費用結算問題，柳某驊索要勞動爭議費用的行為存在事實和權利基礎。其提出的13.5萬元勞動爭議款項，根據其勞動仲裁申請內容等證據來看，均具有一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不存在另行向上海某公司索要勞動爭議費用之外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行為的手段方式是否合法：

　　合理行使權利需要具有權利基礎，同時權利行使的手段、方式也應合法。客觀上的威脅或者要挾行為是敲詐勒索罪的行為方式，但從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審判實踐來看，對威脅或要挾的行為方式和內容并沒有明確的限定。筆者認為，某一行為只需能夠對對方造成精神上的壓力，對方因該行為而產生恐懼心理，進而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交付財物，就可以認定該行為屬于敲詐勒索中的威脅或要挾行為。因此，合法行為和非法行為均可能被認定為威脅或要挾行為。行為人以非法行為進行威脅或要挾，同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敲詐勒索罪無疑。審判實踐中，以向新聞媒體曝光或向相關部門檢舉揭發相威脅、要挾的情況較為多見，該威脅或要挾行為本身合法，行為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有觀點認為，即便其采取的維權手段合法，其舉報的內容屬實，但由于舉報內容與行為人意圖維護的合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性，屬于權利濫用，其行為違法，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筆者贊同上述觀點。消費者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有監督權，勞動者對單位違反勞動法的行為有檢舉揭發權，只要行為人沒有捏造、虛構事實，其曝光、檢舉揭發行為本身具有合法性。但如果檢舉揭發的內容與行為人（消費者、勞動者）意圖維護的合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性，該檢舉揭發行為仍應被認定為威脅或要挾行為，同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應認定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本案中，柳某驊投訴、舉報上海某公司未按規定繳納民工社保、公司項目存在違章搭建等內容屬實。上海某公司系從他人處得知柳某驊舉報之事，而非柳某驊主動告知，柳某驊并未以投訴、舉報對上海某公司進行要挾，其投訴、舉報行為本身具有合法性。且本案中柳某驊討要錢款不具有主動性，從商談金額到要求出具承諾書到支付3萬元，均系上海某公司采取主動，尤其是上海某公司在已報案并由公安機關立案后仍主動要求先向柳某驊支付3萬元，不符合敲詐勒索中被害人因受脅迫產生恐懼心理，進而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交付財物的情形。
 

　　綜上，厘清敲詐勒索與權利行使的界限，不僅可以防止刑法不當地擴大懲罰范圍，同時也能給民事關系中的行為人在維護權利時發出審慎行為的信號。本案中，柳某驊的行為目的具有合法性，手段也具有合法性，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同時筆者認為，勞動者追索勞動報酬過程中的不當行為不宜輕易被定性為犯罪行為，尤其是對于以舉報用人單位存在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為要挾索取勞動報酬的行為，在認定該行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時應審慎對待。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產生勞動爭議時，勞動者一方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其獲取證據的能力也相對較弱。勞動者易產生言語或行動上的過激行為，其往往會以舉報用人單位存在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作為談判協商的籌碼，以獲取足額甚至是高額的勞動補償。如果勞動者提出的賠償數額有一定的計算依據，只要賠償數額未明顯過分高于其實際損失，則不宜認定勞動者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而認定其構成敲詐勒索罪。本案中，上海某公司確實存在未按規定繳納民工社保、公司項目違章搭建的違法事實，即使柳某驊以舉報上述違法事實為由，向上海某公司提出要求支付勞動補償款，雖然上海某公司項目違章搭建與柳某驊主張的勞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性，因柳某驊提出的補償數額并未明顯高于其實際損失，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也不應認定柳某驊構成敲詐勒索罪。  上海崇明刑事犯罪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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