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票是司法機關使用電話、信息等方式，要求嫌疑人在將來某個特定時間出庭接受訊問。傳票自動與否一直存在爭議，主要是因為傳票具有一定的強制效力，使犯罪嫌疑人對案件的主動性引起爭議。上海刑事辯護律師為您講解一下有關的情況。

　　筆者認為，傳喚大多采用電話、信息、短信等方式，并不具有直接的強制效力，而僅僅是一種本質上的通知，其中大部分不涉及案件的事實，只是約定了一個時間和地點。在收到傳票時，嫌疑人事實上仍有機會逃跑，而且司法機構有可能因為沒有采取任何強制措施而拒絕受理此案。

　　因此，如行為人可以選擇到案，并不僅僅是配合進行司法行政機關的調查研究義務，很大程度上依賴其本人意志，不管其內心活動是否能夠愿意，其直接到司法機關接受社會調查的投案行為，應當視為一種自動投案。

　　此外，由於法律法規已經對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跑的，在通緝、追捕過程中自首的，從公平的角度看，與通緝、追捕和親友送達相比，傳喚的強制程度較低，自首的主動性較低。

　　因此，如果不能認定傳喚后自動投案的行為，就會助長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在傳喚后逃逸，直至被通緝、追捕后再投案，不利于節約司法資源，與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違背。

　　其次，犯罪嫌疑人首先自首，如實交待自己的罪行，采取保釋措施后潛逃，然后再回到案件中如何確定。

　　如前所述，自首有時效性的要求，即犯罪后歸案前。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后逃跑，再次到案時能否認定為自首，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如果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后逃跑，再次歸案，那么歸案的時間就不明確，既不是在發現犯罪之前，也不是在對犯罪進行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前。

　　在實踐中，這將導致犯罪嫌疑人多次到案、多次逃逸的局面，增加了司法機關辦案的成本。因此，不宜將保釋后逃跑并返回法院的案件視為自首案件，除非他或她承認了司法機構不知道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不敢到警察局自首，但表示愿意到有關單位自首，或因實際困難不能到警察局自首，但表示愿意到有關單位自首。

　　通常企業而言，司法機關是自動投案的對象。雖可向其他國家機關、單位或者通過個人（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城鄉基層社會組織或者沒有其他因素有關部門負責人）投案，但皆屬于一種特殊投案對象。

　　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嫌疑人不逃避起訴，即使出于恐懼、人身原因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如疫情不能返回國內，或其他原因長期不能自首，凡表示愿意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自首并愿意接受處罰的，均視為自首。

　　此外，由于相關單位沒有司法裁判和處罰權，所以需要相關單位或個人與司法機關對接，即最終交由司法機關處理。如果相關單位或者個人故意隱瞞，很難認定為自動投案。明知他人報警而等候的行為如何進行認定。

　　實踐活動中經常會導致出現，如在進行故意造成傷害或聚眾斗毆案件中，雙方對于當事人都實施了犯罪問題行為，因其工作中一方報警或案外路人報警，雙方企業都在學習原地等候的；或公安機關在查處違法犯罪或追捕犯罪分子嫌疑人的過程中，因同案犯報警而陪同在原地等候的情形。

　　對于上述等候行為是否屬于自動投案存在較大爭議。部分法院認為犯罪嫌疑人因他人報警而等候的行為客觀上符合司法解釋的規定，但也有部分法院認為雖然犯罪嫌疑人形式上符合司法解釋的規定，但若其主觀上不具有自動投案意圖的，不應當予以認定。

　　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的主觀證據通常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護，因此，應將犯罪嫌疑人的客觀行為與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結合起來，判斷其是否主動、自愿等待。監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對其真實供述的犯罪行為，可以視為自首。

　　職務犯罪案件對自首的時效性要求，一般是犯罪事實或線索尚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未被辦案機關審查談話。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認為，在實踐中，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往往是隱蔽的，常常會有一些舉報線索，但是這些線索模糊不清，只有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調查和詢問之后才能弄清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最初的核心階段接受訊問和面談，那時犯罪嫌疑人實際上并不在監管當局的控制之下，如實供認自己的罪行(共同犯罪也需要供認共同犯罪)可以視為自動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