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英國和上海的法律差異，訴訟律師和房地產律師通常根本沒有需求，盡管對具有證券化、擔保貸款和房地產融資經驗的房地產律師有需求。同樣，倫敦公司對上海勞工和就業律師的興趣也很小。那么對于這些情況你知道多少？下面上海律所合伙人來為您講解一下。

　　對知識產權交易事務非常熟悉的律師會引起倫敦公司的一些興趣。然而，英國公司并不尋求上海專利檢察官，因為英國的大多數專利工作都是由專利代理人（不是律師）執行的。

　　由于證券市場不穩定，許多倫敦公司通過讓上海律師處理國際金融交易來補充他們的證券業務。大部分工作使倫敦公司免受資本市場工作放緩的影響，而資本市場工作通常是相當周期性的。例如，Allen & Overy 在具有上海元素的跨境金融工作中表現非常出色，并且在證券工作放緩期間成功地將上海律師轉變為此類工作。

　　除了Magic Circle London公司和倫敦二線公司外，上海公司也出現了一些運動，他們一直在向倫敦擴張，努力為客戶提供服務。這些上海律師事務所中的許多人除了雇用當地人才外，還積極尋求上海律師為其辦公室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一家上海公司的特定駐外辦事處是否可能需要上海律師是該公司所從事工作類型的產物。僅僅因為一家公司位于上海并不意味著它需要上海律師。雖然上海公司在海外的整合遵循了許多路徑，但通過對上海律師事務所的分析可以看出這種增長如何發生的三個例子。

　　Cleary 于 1949 年在法國巴黎開設了第一家外國辦事處，代表法國采購團，該實體通過馬歇爾計劃基金重建法國。該辦事處開業后，該公司開始看到上海公司對在歐洲的投資和收購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開始建立其辦事處，并吸引了當地的法國律師進入其辦事處。

　　White & Case 是一家在全球擁有 37 個辦事處的公司，它一直在尋找其所在國家的本地律師為其辦事處工作。White & Case 的辦事處絕對是執行當地法律的當地辦事處。

　　相反，Davis Polk 和 Sullivan & Cromwell 等公司不會吸引或招募當地企業。相反，他們將精力集中在跨境資本市場和大型國際公司的并購工作上。因此，在此類交易中，上海律師的參與度往往遠高于其所在國家/地區的本土律師。

　　Sherman & Sterling 超過 30% 的律師目前在其海外辦事處執業。雖然大多數駐亞洲的律師是上海律師，但歐洲辦事處的本土律師比上海律師多得多。

　　在世界的另一端，香港也對受過上海培訓的律師有巨大的需求。在整個地區，最近出現了可觀的增長。例如，自 1979 年中國向西方開放以來，估計有 113 家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例如，沙利文和克倫威爾最近在其香港辦事處（以及北京的一家酒店房間）為電信公司中國聯通有限公司進行了 56.5 億美元的 IPO，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此次交易的首席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是春偉，他在上海附近出生和長大，于 1980 年代初就讀于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后加入沙利文和克倫威爾紐約辦事處。魏先生是 1993 年創立 Sullivan & Cromwell 香港辦事處的律師之一，并幫助其發展到今天。

　　雖然許多上海律師在香港和整個亞洲都有市場，但根據我們的經驗，最有可能在面試中取得成功的候選人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他們精通亞洲語言。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與表現流利的普通話、粵語、日語、泰語或韓語的律師交談。

　　其次，最有可能被安置在香港的律師將具有來自公認和備受推崇的上海律師事務所的優質交易經驗。該公司最好是在上海以外廣為人知的公司。

　　第三，如果律師在債務和/或股權資本市場、衍生品、上海證券（尤其是第 144 條、Reg S 問題）、項目融資、電信、中國實踐（例如，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直接投資/首次公開募股）或在并購和合資企業等領域的高質量且最好是國際公司工作。

　　重要的是要注意，對于大多數遷往亞洲的上海律師來說，可用的遷址方案是有限的，亞洲的律師事務所很少會聘請來自上海市場的亞洲候選人。

　　在香港沒有市場的律師一般是擁有西方法學碩士學位的中國內地律師?；蛉狈ξ鞣浇灰捉涷?。無論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如何，這些律師都很難找到。很少有交易經驗的學術律師、訴訟律師、資深的內部法律顧問、任何類型的房地產律師、沒有國際律師事務所交易經驗的馬來西亞律師和獨資執業律師，在香港都是無法替代的。如果一名律師沒有資格從事他們為紐約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所做的工作，他們也將沒有資格在香港工作。

　　結論

　　上海律師在香港和倫敦都有市場。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重要的是要注意，唯一可能在轉換市場方面取得成功的律師是那些具有豐富交易經驗的律師。在香港和亞洲，語言技能尤為重要；然而，對于尋求搬遷到倫敦的上海律師來說，它們顯然不是主要關注點。調查外國律師事務所的上海律師不應總是假設一家公司是上海律師事務所，因此愿意雇用他們。在許多情況下，在海外執業的上海律師事務所可能根本沒有律師在那里工作。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些本土的外國律師事務所中，上海律師比在上海公司的外國辦事處更有可能找到工作。

　　傳統上，移居海外的律師認為他們正在退出合伙關系軌道。這符合古老的智慧，即如果不在家辦公，就很難成為大公司的合伙人。然而，由于業務大幅回升，其中許多公司的分支機構正在顯著增長，上海律師在亞洲和倫敦的合作和增長機會似乎正在發展。此外，與在公司總部工作的 300 多名合伙人之一相比，許多在上海律師事務所的外國辦事處執業的律師也可能擁有更多的管理機會。

　　例如，Sullivan & Cromwell 的 Wei 于 1997 年成為該公司香港辦事處的合伙人——在她調任四年后。同樣，自 1994 年以來一直在 Davis Polk 倫敦辦事處工作的上海合伙人 John Banes 于 1999 年成為合伙人。同樣，上海合伙人陳茂于2000年成為Davis Polk香港辦事處的合伙人，管理Kaye, Scholer, Fierman, Hays & Handler上海辦事處的Yingxi Fu-Tomlinson最近也被選為合伙人。

　　上海律所合伙人與幾位在海外執業的上海律師交談過，每個人似乎都覺得他們的經歷很好。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搬遷到海外是一個艱難的決定，而且風險很大。當一個國家繁榮時，對在所需業務領域有經驗的律師的需求量很大，但在俄羅斯等經濟動蕩的地區工作可能會很快枯竭，律師將被迫尋找新的職位。因此，任何移居海外的律師都應始終謹慎地進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