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犯罪的司法認定——題目看似平淡，但是財產犯罪在所有的犯罪中具有常見、多發、復雜、疑難的特點，實際上并不容易掌握。大家都了解刑法分則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但是財產犯罪本身尚有大量的理論問題需要從法理上加以探討。希望今天能在解決財產犯罪的疑難問題上給大家一個提示，在掌握財產犯罪的個罪特征的基礎上，對財產犯罪之間的法律界限以及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定財產犯罪提供某種理論思路。


　　財產犯罪認定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財產犯罪的有因與無因的問題。如果客觀上采取了屬于財產犯罪的手段，但之前存在經濟糾紛或其他特殊的原因，那么行為人即使實施刑法所規定的某些財產犯罪手段取得了財物，也不能構成財產犯罪。這在認定財產犯罪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也是財產犯罪與某些民事糾紛相區分的標志。在財產犯罪中，盜竊犯罪占所有刑事犯罪發案率的30%至40%，可見其多發性。盜竊犯罪，大家認為法律已經規定得十分明確了，應該不難認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遇到一些具體案件時，認定起來還是比較困難的，甚至會引起廣泛的爭議。當然，有些案件在法律上定罪是沒有問題的，之所以引起爭議，主要還是緣于未能真正理解刑法關于盜竊犯罪的法律規定。
 

　　　【案例一】曾經網絡熱議的“銀行ATM 發生故障，華某惡意取款”的案件：華某到廣州市商業銀行的自動取款機取款。取出1000元后，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被扣了1元。見此，華某先后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廣州市中級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華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遂判處華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后經上級法院發回重審后，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此判決一出，立即引起網民廣泛議論。議論主要圍繞華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以及量刑是否過重展開——盜竊17萬元，判處無期徒刑，這一判決結果出乎人們的意料。華某的辯護律師表示：ATM機出錯就是銀行出錯，因此，可以將這17.5萬元視為“遺忘物”，華某的行為僅構成侵占罪。

　　　華某的行為是否屬于竊取，是否屬于盜竊罪？這里涉及對盜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的界定。盜竊在刑法理論上被定義為秘密竊取：竊，秘密；取，取得。竊取是對各種各樣的盜竊行為特征的抽象概括。至于竊取的具體方式，根據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產的不同控制狀態而在表現的形式上有所不同。
 

　　那么，華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呢？對于華某的行為能否認定為盜竊罪，存在不同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該行為構成盜竊罪，因為現金放在取款機里，利用取款機的故障取款，實際上是一種非法占有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另一種觀點認為，不構成盜竊罪，因為華某是實名在取款機上取款，談不上秘密竊取。而且，取款機本身出了故障，利用這種故障取款和竊取財物是有所不同的。利用機器故障取款，是銀行沒有管理好自己的財物，使其財物處于一種喪失控制的狀態。所以華某的行為不屬于竊取。即使定罪，最多也只能定侵占罪，而不構成盜竊罪。對于本案，網絡和媒體上的討論鋪天蓋地，絕大多數是普通公民的議論，也有少數法律人的意見，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認為華某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但是，我發現沒有一個刑法學者站出來發表意見，因為從刑法理論上來說，華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是沒有疑問的。至于量刑過重，公眾的感覺是有道理的，但這也主要是立法的問題。當然，關于本案的處理，如果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予以特殊減輕，也許是更為合理的。
 

　　在一般典型的盜竊案件中，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產進行了較為嚴密的控制，甚至是物理的控制。比如把財產放在家里，關門并上鎖。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竊取財物就需要破壞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產的控制狀態，比如砸鎖撬門，這是較為典型的盜竊。但并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盜竊都一定需要采取這種破壞性的行為。當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產未進行物理性的嚴密控制時，只要直接取得即可，這也就是順手牽羊的盜竊。財產所有人、保管人有時對自己的財產疏于看管，比如旅客在機場把旅行包放在身邊，沒有注意，被小偷偷走。在這種情況下，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物沒有物理性的控制；相應地，盜竊犯罪分子也就不需要采用物理的破壞性行為來使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喪失對財產的控制。再比如說，財產放在家里，但是所有人忘了關門上鎖，大門洞開著，小偷大搖大擺地進屋偷走財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說因為財產所有人沒有對自己的財產進行嚴密控制，小偷拿走財物的行為就不算盜竊。從法律上來說，財產放在家里，不是沒有控制，而是管理上存在瑕疵。小偷利用了財產所有人、保管人對財產控制上的疏忽，而取得財物。這種行為相對于破門撬鎖入室盜竊來說是一種性質較輕的犯罪，但不能因為被害人的過錯而否定其行為的盜竊性質。

　　　在本案中，華某的第一筆取款，999元屬于民事上的不當得利，不是盜竊。但當華某知道取款機發生了故障，相當于發現金融機構沒有看管好自己的財物，取款的大門洞開，之后的16次取款行為，也就不能否認其盜竊性質。華某利用取款機的故障取款和犯罪分子利用財產所有人沒有把門關好而盜竊財物，在法律性質上是一樣的。
 

　　　華某的行為是否屬于盜竊金融機構？我國刑法規定，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盜竊取款機里的現金，是否構成對金融機構的盜竊？一種觀點認為，取款機本身不是金融機構，因而盜竊取款機里的現金不屬于盜竊金融機構。另一種觀點認為，取款機內的現金來源于金融機構，其財產的所有權屬于金融機構，可以看做是金融機構財產的延伸。同時，取款機為金融機構所有和管理，是金融機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竊取取款機里的現金屬于盜竊金融機構。最高法院對盜竊金融機構做了某些限制性的解釋——盜竊金融機構不是指盜竊金融機構的一般性辦公用品或一般性財物，例如汽車、電腦等；而是指盜竊金融機構金庫的現金或者經營資金、證券等財物。按照這一司法理解，難以否定取款機里的現金是金融機構的財物。因此，華某這個案件，定性為盜竊并屬于盜竊金融機構，且涉案數額巨大，按照法律規定判處無期徒刑，從法律規范的角度看，這個判決結果本身是合法的。
 

　　　現在，很多人認為該案判重了，但是問題不是出在司法上，而是出在立法上。但也不能說問題完全出在立法上，數額特別巨大即10萬元的標準是司法解釋規定的。而且該案屬于被害人有嚴重過錯的情形，對此在量刑上沒有任何考量余地。多數網民也提及面對取款機故障，可以隨意取款，取還是不取，這是對公民道德的考驗問題。大家認為，多數人面臨這種考驗，都很難抵抗這種獲取巨額財產的誘惑。抵抗不了而下手取財，就構成犯罪，而且判刑如此之重，實在出乎意料。判決結果與公民對這種犯罪現象的認知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老百姓看來，貪官動輒貪污上百萬也不過判處十幾年，所以對本案的判決結果難以接受。但從犯罪構成要件的角度分析，本案的判決結果本身是合法的，問題更多是出在立法上。
 

　　常熟路律師指出，華某盜竊案并不是一個復雜的案件，雖然在媒體上炒作得厲害。在司法實踐中，更多的疑難復雜的案件并沒有出現在普通媒體上，而是出現在專業報刊上，在法律業內人士間進行討論。例如，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國審判》雜志提供了一個案例，讓我進行點評：
 

　　【案例二】2006年6月29日，被告人耿某糾集多人，分別乘坐兩輛汽車竄至某村，將該村村支書沈某的頭蒙住，強行帶到山上偏僻無人處，持砍刀、手槍等作案工具威脅要將沈某活埋，向沈某強行索要10萬元，并聲稱是借款，以后要歸還。后經沈某求饒，雙方談至3萬元。耿某當場給沈某打了張“今借到沈某叁萬元整，三個月內歸還”的欠條。隨后，耿某將沈某送下山，找了輛出租車，讓司機和沈某一起去取錢，并威脅其不得報警。沈某借機脫身后報警，耿某在等候取款時被警方抓獲。我想圍繞本案對財產犯罪的有關問題展開分析，這也算是以案釋法的一種嘗試。
 

　　本案的案情雖然并不復雜，但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上卻存在不同觀點。本案主要涉及以下罪名：綁架罪（行為人采用挾持的方法，使用砍刀、槍支威脅，蒙住沈某的頭把其從家里強行帶到無人處）、搶劫罪（使用暴力取得財物）、敲詐勒索罪（如果不給錢，就把其活埋，并威脅不得報警，并伴有勒索行為）。那么，該案到底應當如何定性？這里涉及到財產犯罪定性的一些疑難復雜問題。當然，在本案中，不僅涉及財產犯罪，還涉及人身犯罪，因此涉及綁架罪，綁架罪具有侵犯財產和人身的雙重性質。
 

　　耿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在本案中，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罪與非罪的問題。這里主要涉及財產犯罪與強制性借款行為之間的區分與界定。該案中，被告人耿某強迫被害人沈某寫下欠條的行為是否屬于強制性借款？如果屬于強制性借款，則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不構成強制性借款，讓被害人寫借條的行為只是掩蓋犯罪的手段，即，以借款之名行非法占有他人財產之實，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構成財產犯罪。在此，涉及財產犯罪定罪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也就是我今天要講的財產犯罪認定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就是財產犯罪的有因與無因的問題。
 

　　財產犯罪的有因與無因的問題，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有無糾紛。如果客觀上采取了屬于財產犯罪的手段，但之前存在經濟糾紛，或其他特殊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即使實施了刑法所規定的某些財產犯罪手段取得了財物，也不能構成財產犯罪。這在認定財產犯罪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也是財產犯罪與某些民事糾紛相區分的標志。
 

　　這個問題實質上是要把財產犯罪與行使權利的行為區分開來。從法律上來講，行使權利的行為是不構成犯罪的。即，當行使權利獲得某種財產利益時，不構成財產罪。如果行為人不當地行使權利，其手段行為觸犯了刑法其他罪名，應該按照手段行為定罪，而不能按財產犯罪定罪，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例如，張三把面包車借給李四，李四一直不歸還，張三用暴力手段把車搶回來。從表面上看張三是搶劫財物，實際上屬于實現債權的行為，不構成搶劫罪。如果張三把車偷回來，事后告訴了李四，也是實現債權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標的物也可以不是原來債權債務關系中的財物，如張三把李四其他價值相當的財物拿回來，并告知其這些財物用于抵債，張三的行為也不構成盜竊罪。
 

　　取回自己財物所采取的手段行為與原債權債務關系消滅與否具有密切相關。在行為人采取暴力公開取得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原來的債權債務被消滅，其行為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在財物所有人、保管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取得，事后亦隱瞞未告知，并且還向財物所有人、保管人索要原財物。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取得的是自己的財物，但仍構成盜竊罪。因為這種取得財物行為與消滅債務之間沒有直接關系。在公然奪取的情況下，如果指使他人搶取，但被搶的人不知道實情，此時債權債務在法律上沒有消滅，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構成財產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將被交通管理部門扣押的違章車輛搶回的行為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明了來意，則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找人去搶或偷走，扣押車輛的證明還在手里，還可以向車輛管理部門主張權利，即債權債務關系沒有消滅。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可能構成財產犯罪。
 

　　在有因的前提下，還要看原因是否正當。例如關于敲詐勒索的成立，經常遇到的案例是：到飯館去吃飯的時候，自帶蒼蠅放進盤子里，要求高額精神賠償，并以暴力相威脅。此時，該行為就構成敲詐勒索。因為雖然看似有因，但這個原因是人為制造出來的。當然，如果確實有蒼蠅，同樣的情況下，就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但是存在民間所說“敲竹杠”，即有因，精神也確實受到了損害，可以主張索賠權利。但是，索賠數額太大，索賠手段和受到的損害之間不平衡，即不正當地行使了索賠權，存在一定的違法之處。但行為人畢竟是在行使權利，是有因行為，這就排除了成立財產犯罪的可能性。
 

　　【案例三】靜安區某一食品店，某顧客發現在該店所買蛋糕上有包裝繩，遂退貨。店主于是打電話給生產商說明情況，并要求10萬元賠償；否則，威脅在媒體上曝光，制造對生產商不利的輿論，使其商譽造成損害。食品廠假意同意付錢，然后向公安局報案。在店主到約定的地址取錢時，將其抓獲。對于本案，一審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店主有期徒刑10年，二審法院改判無罪。該案是否有罪，關鍵在于店主的索賠行為是否有因。我們看到，在商品上的確存在瑕疵，以威脅的方法索要10萬元賠償，手段不正當，但屬于事出有因，可以主張索賠權，所以排除了財產犯罪的成立。由此可見，如果有正當原因，即使行使權利超過必要范圍，也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超出行使權利的限度，手段構成其他犯罪，比如毀壞商譽等，則以其他犯罪論處，也不構成財產犯罪。許多案件犯罪的認定，都涉及是否有因，這一點在敲詐勒索罪的認定上是最容易混淆的。
 

　　【案例四】靜安區某公司一業務員李某被公司解聘，有十多萬元各種費用未結清，于是寫信給單位領導索要這些費用，并揚言如不給，就公布其所掌握的該公司商業秘密。公司報案，公安局將李某抓獲。經過審理，靜安區某基層法院一審判決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李某3 年有期徒刑。
 

　　本案能否定罪的關鍵在于：單位是否欠李某錢？欠多少沒有關系，只要欠錢就說明這里有糾紛。如果公司確實欠錢，則李某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即使采取了威脅的手段，其行為也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不排除前因，直接以結果認定其構成敲詐勒索罪，是不妥的。
 

　　【案例五】被告人陳某在常熟路邊開了一個旅游公司，因為鎮長王某不支持其發展，在經營中倒閉，于是不停地去上訪，認為企業倒閉是鎮長的責任，并且編造了鎮長的違法亂紀行為。恰巧當時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如果某一領導管轄范圍內有人到北京上訪，該領導就可能被撤銷職務。地方領導壓力很大，鎮長王某來北京勸其回去，陳某就說，如果鎮長王某賠其10萬元，就停止上訪。鎮長王某無奈寫下了書面協議：鎮政府賠償其10萬元。但陳某堅持鎮長王某個人賠付，鎮長王某無奈分三次支付陳某10萬元。后來，陳某以敲詐勒索罪被起訴到法院。
 

　　本案能否定敲詐勒索罪，關鍵問題是，該協議本身是否是有因行為。因為從客觀上說，不給10萬就上訪，就讓你丟官，使你受到追究，屬于采用威脅的手段獲得財物，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特征。但關鍵是被告人陳某與鎮長或者鎮政府之間有沒有這10萬元糾紛。如果有糾紛，即使采取了威脅手段，仍然屬于主張權利的行為，不構成財產犯罪；如果沒有糾紛，是陳某編造的，以此來威脅王某要錢，陳某的行為就可以認定為敲詐勒索罪。
 

　　在財產犯罪認定中，首先要排除這個“因”，一般財產犯罪——盜竊、搶劫、搶奪都是無因的行為。即使形式上看有“因”，但這些“因”是虛假的，則應當不予認定。如果確實有“因”，則不能構成財產犯罪。待續。 上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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